一个好好的人，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这样？
问到张国荣的朋友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他自己都未必清楚。”
原因错综复杂，有人说是“传媒杀人”，因为在张国荣生命行迹的最后两年，跟媒体的冲突愈演愈烈，甚嚣尘上的负面报道自“热·情”之后就成为其痛苦的诱因。更有人说，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《异度空间》导致的，这部氛围诡异的恐怖片，让张国荣“中了邪”
所谓“中邪”，说的不是真的撞鬼。只是作为生前最后一部作品，张国荣和他饰演的Jim有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让人忍不住去对比、臆测，在巧合中去破解他的精神密码。
影片中的Jim是一个成功的心理医生，高中时的女友在他面前跳楼自尽，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借助繁忙的工作，他迫使自己忘掉这件事情，变得自闭且孤傲。直到遇见患者章昕，他尘封的记忆重见天日，幻觉中，一身血污、面目狰狞的女友来到他的世界，如影随形地跟踪他，向他讨债。
最后一幕，是Jim被“鬼魂”逼到了高楼天台上，万丈之下是香港车水马龙的夜色。人的大脑是神奇的，在死亡边境又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机制，Jim在心理空间里跟女友完成了一次对话，得到了原谅，心结才就此解开。
Jim很幸运，他没有一跃而下，保住了一条命。
性格因素和早前阴影，致使Jim在面对职业瓶颈之后变得极为敏感。因为无法宽恕自己，在外界诱因的催化下，他大脑里滋生的负面信息渐渐繁衍壮大，直到模糊了现实，构建出另一个异度空间。张国荣也如是，面对困境，神志丧失了免疫力，逐步深陷而不能自拔，开始了自我与外界互相干扰的恶性循环。
心魔难降，张国荣人生的最后一幕，也是面对香港车水马龙的迷离夜色。
有人说张国荣入戏太深，他一贯性地把自己和角色合二为一，在Jim脆弱的精神世界里，纵容了脆弱的自己。他本就是个自我的人，一旦深陷，外力是很难再拉回来的。
因为演艺人士的工作性质，他们的风吹草动总会受到万众瞩目。抑郁症，这个并不稀罕离奇的疾患，也借由他们的名字被旁人探讨、关注乃至有了深刻的认知。二○○五年，郑秀文在拍完关锦鹏的《长恨歌》之后消失三年，关于她爆肥、的消息不绝于耳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她抑郁了。
“以前我一个人占满了自己的心，现在豁达了许多。”复出之后的郑秀文说。有许多人以为是《长恨歌》让她患病——对王琦瑶这个角色过于投入，对上映后的恶评过于在意，使她彻底坍塌，可郑秀文却说，其实是她把抑郁症带进了《长恨歌》：疾病的苗头很早就有，只是在屏蔽世界全心投入拍摄之后，她对自己的心失去了控制力。
“我以前是个很挑剔的人，很追求完美，一定要做最棒的那个。反而生病之后，我原谅了自己，也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，我明白生命就是这样有高低起伏的，所以必须接纳自己的软弱，没有必要假装很坚强，没必要每分每秒都撑着，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快乐了很多。”——这是郑秀文的话。
遗憾的是，张国荣没能再多熬一阵。自我救赎的战役，最终是失败了。
张国荣不止一次透露，说在拍完《异度空间》后去泰国游玩，被人下了蛊降。他笃信风水神魔，求助于大师却不见效果。适逢“非典”爆发，张国荣表现得十分恐惧，求医问药的计划也暂时搁置。
他的精神越来越脆弱，有时会打电话给大姐张绿萍，“我现在不好，你快过来啊！”周围亲近的人都发现，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翩翩男子已经开始恍惚，眼神里全是浑浊。
《偷心》拍摄计划搁浅之后，张国荣的情绪完全失控，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发作。二○○二年十一月，张国荣试图，被救。死神的魔掌已开始现形。
二○○三年四月一日，愚人节的正午，香港铜锣湾Fusion餐厅。那手指已经被烟熏得发黄。张国荣端起水杯，忍不住地发抖。坐在对面的莫华炳看着他，没作声。
莫华炳是香港著名的设计师，也是张国荣的好友。在《偷心》出现变故之后，张国荣经常找他倾诉，平均每个星期都要见一两次面。这次共餐，谁也没料到会是张国荣最后一次看见蓝天和阳光。
有人认出张国荣，他也是温文一笑，表现得很有风度。他掩饰得很好，仿佛一切如常。
“今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，真想开到最快，干脆撞死算了。如果不是赶来和你赴约，我恐怕真的会这么做。”这句话撕开了所有伪装。张国荣的眼神空洞洞的，漆黑得可怕。莫华炳赶紧岔开话题，不让他继续乱想，免得又有情绪波动。
“如果你病得很厉害，无药可救，你又会怎样解决呢？”张国荣继续问。
“我……”莫华炳不知怎样作答，“我会吃安眠药，这样家人发现以后还有的救。”
“不。”张国荣摇头，“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跳楼。”
莫华炳并没有觉察出太多危险的苗头。将近十个月了，张国荣的情绪一直起起伏伏，类似的话也不是没讲过。吃罢午餐，张国荣坚持把莫华炳送回公司。
那天是周二，按照惯例，张国荣该去跟唐鹤德打羽毛球。
“快换衣服吧，该去打球了。”莫华炳提醒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张国荣说，“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。”
莫华炳回到公司，走到电梯的时候，回想起张国荣留下的那句“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”，忽然心头一紧，于是便赶紧打电话联系张绿萍。
“没什么，他在中环逛街。”张绿萍觉得应不会有什么大事。
下午四点半，张国荣西装笔挺地来到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私人会所。他点了一杯清水、一杯冻柠水、一个苹果和一包烟，然后来回踱步，心事重重。
半晌，他走到露台上，远眺海景。
这是临近黄昏的香港。四十六年了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这里。
香港，生长于此，也应息止于此。
“我要纸和笔。”
不一会儿，服务员递了过来。
张国荣一纸遗书：“Depression，多谢各位朋友，多谢麦列菲菲教授。这一年来很辛苦，不能再忍受，多谢唐先生，多谢家人，多谢肥姐。我一生没做坏事，为何这样？”
在张国荣徘徊于绝望尽处的时候，陈淑芬正在等着和他一起吃饭。久久未见人影，陈淑芬只得打电话给他。
“你在哪？”陈淑芬问。
“我想借这个机会看清楚一下香港。”听到这话，陈淑芬知道事态不对，立刻搭上出租车冲到文华酒店。快到的时候，张国荣又打来了电话。
“你五分钟后在酒店门口等我，在正门，然后我就会来了。”
下午六点四十三分，陈淑芬刚刚赶到酒店门口，就听到“嘭”的一声轰响。她惊慌失措地给张国荣打电话，却再也打不通了……有人跳楼了。
救护车赶来，陈淑芬尾随到玛丽医院，默默祈祷这只是一次事不关己的交通意外。医生确认身份后，表明死者就是张国荣。
在陈淑芬的机智保护下，没有媒体拍到尸体的照片。这是最后的尊严。
一个声音飘到陈淑芬的耳后，沙哑温柔。
